上周，美國突然發生大規模網癱事件，公眾不得不開始關注物聯網的安全問題。

調查發現，黑客發動大面積的分布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s，DDoS），劫持數千萬聯網的數字錄像機和其他智能設備——這些設備的防御能力薄弱，且僅由易于破解的出廠密碼提供保護——向知名網站的域名服務提供商發送海量垃圾信息，導致接收端的計算機無法處理任何請求。

因為導向性標識缺席，大量網站突然無法尋址。誰能想到物聯網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

事實上，很多人都知道。因為今時今日，物聯網已然是個大金礦。

當我們因為心有余悸而修補家用數字錄像機、路由器和網絡攝像頭的漏洞時，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一下普遍存在的物聯網對公共價值觀的影響。因為，不受限制、無孔不入的物聯網不僅會影響網站，影響家用智能設備，也會影響容納80%的美國人生活、工作和娛樂的城市——城市才是將來大規模使用物聯網的地方。

許多公司正努力挖掘城市部署物聯網所帶來的潛在收益。（有報道顯示，“智能城市”的市場規模將在2020年達到1.4萬億美元。）

一個接一個的會議在熱烈討論智能城市——伴隨著天花亂墜的炒作，但城市仍未采取實際行動。這意味著，“智能城市”尚只是供應商推銷的概念，他們期待能為城市管理提供整套智能生態系統——利用傳感器和軟件進行設計就能了解和管理運輸、能源、污染、水、交通以及其他城市基礎設施。

但存在一個主要問題：在信息服務的價值觀無明確政策要求或者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城市卻蓄勢待發，準備將公共權利的信息——和街道、步行道以及公共基礎設施有關的數據——私有化。

而且，人們的意見不會輕易地達成一致。在本質上，“公共價值觀（public values）”的概念就是糊狀的。“公共價值觀”包括安全防御——即要降低上周那種小事故的風險，但是事故一旦發生，其嚴重性也就不止于此了。

如果你想要構建服務于公共價值觀的智能城市，你需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這種技術解決了什么社會問題，是饑餓，是健康，還是教育呢？規劃的技術及其涉及的數據共享和數據挖掘是否會造成倫理問題或者不平等現象？這種技術如何提高城市生活的質量呢？公眾如何參與對此技術的研究呢？數年之后，當公眾對技術的變化充分認識之時，如何舍棄部分技術或者改造技術呢？公共價值觀不易量化，但是技術所帶來的效率和經濟效益卻非常容易進行收集和整理。

地方政府部門的官員普遍熱情期待能建立智能城市，因為其具備收集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智能城市能對城市里的所有信息進行追蹤——從市民習慣到日益老化的基礎設施，凡此種種。考慮到地方政府和物聯網供應商之間存在信息資源的不對稱，這些“公共價值觀”所涉及的問題將會貫穿始終。

今年初，紐約市發表《物聯網指南（IoT Guidelines）》，以試圖解決這一系列的難題。最近，一些其他美國大城市（包括亞特蘭大、奧斯汀、波士頓、夏洛特、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費城、匹茲堡、圣地亞哥、舊金山、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也加入進來，簽字支持紐約市的指導方針。（在聯邦層面，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所計劃在明年夏天發布一個關于政府安裝物聯網的指導手冊。）

其中，對個人隱私的擔憂似乎是討論的核心。舉例而言：紐約市率先提出最具體的隱私保護指導方針。

但我關注的是指導方針5.3，即：

物聯網設備需以公平的方式分布式部署，但城市應能優先訪問其資產和公共網絡并且擁有最大公共利益。鼓勵公私合作關系和公私商業模式但需仔細評估其風險，通過與最大的公共利益相對接的方式填補成本、獲取收益。

指導方針5.3做了善意的努力，用文字來規范城市的公眾資產（街道、路燈等）應主要用于公共目的——公平使用、益于市民。但是指導方針也指出，只要經過“仔細的風險評估”，能賺錢的公私合作也會獲得支持。

這意味著什么？城市是否應該利用公共資產生成的數據，參與私人收入共享協議？這些協議是否不同于城市為電線桿或者路燈等物理設施的優先權所設立的融資性契約？如果城市在未來的工作中發現納稅大戶想要從市民那里獲取隱形信息，城市是否會考量市民的自主權、能動性和尊嚴？還有安全問題——與設備供應商建立“合作關系”的城市是否具備杠杠能力去要求供應商提供一流的安全防護以保證能阻止市政DDoS斷網？

而且，“最大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意思呢？是城市預算局拿到更多的資金嗎？是城市里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嗎？

本不該讓一場戲劇性的網絡“大癱瘓”來吸引大眾對物聯網的關注。當城市開始實施物聯網計劃時，有一句格言也許會有所幫助：你會做不代表你應該做。